尽管太平军的中央已陷入混乱，但这运动在普通士兵中仍保有旺盛的活力。1858 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靠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出身于广西最贫苦的农民阶层，又都从叛军的各军阶上缓缓晋升上来)的努力而取得了转机。作为最高统帅，这两位才华卓越的军事家于1857年逐渐恢复了攻势，并成功地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858年9月他们在淮北三河镇重创湘军，11 月又在南京对岸的浦口击溃了清朝的正规军。由于这两次打击，太平天国解除了安庆的压力，并重开了天京往北的交通。太平天国复原的第二个因素在于天王的堂弟洪仁轩(1822-1864年)的个人集权得到了有限的和暂时的恢复。洪仁轩是受洪秀全影响的第一批改宗者之一(他跟洪秀全一样， 也是因科场失意而成为村学塾师)，自1852年以来他一直未曾介入运动。 在香港期间跟他相过从的，最初有新教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后来有包括苏格兰汉学家理雅各在内的伦敦会的一些成员。 他除神学以外，还探讨了西方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不仅使他成为太平军人物中受教育最广泛的人，也使他成了中国最早介绍西方文化的人士之一。1859年4月当他最后安全抵达南京时，受到了天王热情的欢迎，并被擢升为最高行政长官，受封为“千王”。 洪仁轩在1859年发表的《资政新篇》中概括地提出了强化中央集权、采用西方技术以使中国经济和交通现代化以及发展与西方列强友好关系的政策。洪仁轩所提出的开设现代银行、颁发专利权、建造铁路和轮船以及发展采矿业等项建议表明，他对西方力量所在的若干因素抱着全心全意的、虽然认识很不全面的赞赏态度。 这些建议是太平天国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转变。洪仁轩在另一部著作里提出要在太平天国考试制度方面实行一些重大改革，目的在于倡导种更注重实用的文风并促使文武结合。新型的太平军的杰出之士应当是，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戈化为礼让”。此外，洪仁轩孜孜不倦地争取中国正统的优秀之士来效忠，根据传统的种族理由重新向他们发出呼吁。 到1860年中期，太平天国在江北的军事胜利虽然解除了清朝对它的一些战略要地的压力，但它并没有建立起可靠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未能占领湘军在长江中游的防区。在安徽新增加的兵力大部分是政治上不甚可靠的捻军(他们不久又投靠了清朝)，这也使太平天国不能长期依靠此地，把它当成作战基地。 不过江南大营于1860年5月的再次被摧毁，大大振作了太平军的士气，于是洪仁轩便策划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以征服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了长江三角洲作为经济基地，就可以再度攻占远至武昌和汉口的长江中游地区。洪仁玎认为，据有长江下游城镇的另外些好处是，太平军将有机会使用西方的轮船，派它们到上游去打仗。 在东面发动的这次新战役很快就初战告捷。守卫句容、丹阳和常州的清朝正规军一片混乱，仓皇溃退。6月2日，李秀成的军队进入苏州，这里是江苏东部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又是通向沿海城镇的门户。整个这一.地区的太平军将领们为了长期占领，他们励精图治，竭力稳定地方经济和控制农村。 他们奉行的政策是尽量不打乱地方社会组织，以期确保各种资源能够源源不绝地流入太平天国的国库。这时的急务只是想把清军赶出沿海城镇。除了想张罗轮船以便溯江而上去作战的计划以外，没有证据表明，洪仁轩和其他太平天国首领都已认识到上海作为外贸收入的来源所具有的长期价值。 但必须把上海视为在长江三角洲进行较大规模战役的一部分，于是洪仁轩着手铺平与外国列强交往的道路。可是，洪仁玎为争取外国支持或中立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建筑在天真的乐观主义上面的，以为西方会把太平军看作是进步的基督教同道而报以同情；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西方列强根本无意同叛乱者合作，它们更感兴趣的毋宁是看到清帝国的力量在长江下游各省份复兴起来。

洪仁轩对西方文明持怎样的态度

洪仁轩由于是接受了西方的正规化教育的人，自然对西方的认知态度会较正面的，从他给洪秀全提出的相关建议和措施，就可清晰地感觉到洪仁轩对西方的认知态度还是非常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