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结束国家分裂的帝王说成“千古罪人”，这个锅有点大，赵匡胤表示不背！

公元960年，武将出身的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拥立为帝，北宋王朝自此建立，赵匡胤也成为了北宋第一位皇帝宋太祖，中华大地上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由此结束，转而走向大一统时代。

赵匡胤在登基后，采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政策，将割据地方的后唐、南汉、荆南、吴越等政权逐一消灭，把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天下，逐步完成了统一。

同时，赵匡胤在位期间，开创了北宋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建隆之治“，百姓生活富足、兵马强壮、国库充裕、社会治安良好，是自唐朝开元盛世以后的又一强盛阶段，在赵匡胤澄清吏治，劝奖农桑的政策之下，北宋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五代十国近200年的战争创伤被得以缓解，宋朝也迅速走向空前繁荣的局面。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王朝是完美的，赵匡胤也同样如此，北宋王朝灭亡时的“靖康耻”以及南宋灭亡时的“崖山难”，这些都是发生在由赵匡胤建立的赵宋政权之下，因此，对于赵匡胤，就有了许多批评的声音，认为祸起于他，并将其定义为“千古罪人”。

赵匡胤最让人诟病的，大概就是实行了“以文抑武”的政策，以至于大宋整体尚武精神缺失，导致武备不彰，才使得两宋不断遭受异族入侵，疲于应付，最终走向了悲剧性的灭亡。

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人的整体气质，自北宋开始滑向文弱，祸就起于赵匡胤。

这种武断且片面的将赵匡胤定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浅薄古人，尤其是把“千古罪人”这个大帽子扣给赵匡胤，实在是极不负责任！

宋太祖赵匡胤表示，这个锅有点大，我不背！

任何一项政策的推行与实施，首先都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适宜当时的时代，在我们如今看来，“以文抑武”确实有很大弊端，但是在北宋初期，赵匡胤实行这个政策，至少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

众所周知，藩镇割据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这也导致了在唐朝灭亡后，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五代八姓十四帝，以及南方十国的混乱局面，可以说，在那是时代，只要拳头够硬，就能占山头为王。

因此，在五代十国时期，各自为政的军阀们，强调和关心的是自己的地盘以及兵马粮饷，在占据地盘的拉锯战中，动不动就是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士兵因此丧生，至于普通老百姓，那可就遭了大罪了。

兵荒马乱之下，自保都是个问题，军阀们更不会关心天下苍生，由此发生了各种惨剧屡见不鲜，甚至“人吃人”都属于司空见惯。

据史料统计，自唐末的公元907年，至北宋建立的公元960年，仅仅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当时的人口从5300万锐减至1600万，足足锐减了七成之多，而且，这只是登记在册的。

唐末大动乱，导致了中国人口又一次遭到灾难性的浩劫，史籍记载：“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溃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

赵匡胤深知藩镇的危害，也正是他结束了这种局面，他虽然同样属于藩镇势力，但他根除了藩镇割据这个危害，最终受益的，就是数不清的老百姓。

因此，在建立北宋之后，赵匡胤推行“以文抑武”的政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符合当时社会环境需求的，出身于藩镇的赵匡胤，也必须选择这个政策，这才有了对禁军的改编以及军队的改革等后续措施，来保证这个政策的推行。

符合时代需求，并结束了战争，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赵匡胤何罪之有？

两宋的武备孱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完全的怪罪于赵匡胤，赵匡胤的“以文抑武”，与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时期的“以文抑武”，已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前文提到，赵匡胤对禁军进行改编，并对军队进行了改革，这就是他在“抑武”这个层面上所做的动作，把禁军进行拆分，弱化将领的个人作用，对军队进行调动，改革指挥制度，将产生所谓“家军”可能性扼杀，这就能够对武将有所压制。

但在宋太宗赵光义之后，这种思路被玩坏了。

首先是监军制度，监军制度最初的设定，是为了完善军队的管理和指挥权，但在经过发展后，监军逐渐凌驾于将领之上，同时监军基本上由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太监担任，这些人直接参与军事决策，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军官们在军队中的权威性和决策能力。

其次是监军制度带来的恶果，直接导致了指挥权和统兵权的分离，将领们在指挥上没有应有的话语权，这就受困于监军的指挥，凡事都需要请示的将领，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就是对武将的不重视，南北两宋都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在宋高嵩时期，达到了对武将的仇视程度，自上而下的这种思想，也就形成了宋朝武将弱于文臣的特殊局面。

无论是监军制度的偏离，亦或是对武将的不重视，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已经和赵匡胤的初衷所背离，这种局面，并非他所要的“抑武”，已经是“压武”、“灭武”，这与后世君主的个人能力以及思想有很大关系，对武将的恐惧，才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因此，也就不能完全怪罪于赵匡胤。

赵匡胤之后的两宋，尚武精神缺失，孱弱至极，备受异族欺辱，甚至发生了如“靖康之耻”这样的历史惨剧，但反观并列于两宋的辽、金两朝，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清，这些崇尚武功的游牧民族，最终同样也是走向了孱弱。

这又作何解释？孱弱真的是仅凭一项制度就能决定吗？

答案肯定不是，一个民族之所以走向孱弱不堪，其中有很多原因，不是某个人或者某项制度就能决定和改变的。

就拿灭宋的金国来讲，在其威风八面的将北宋灭亡后，经过数代的发展，同样在最后变得文弱不堪，被更为崇尚武功和强悍的蒙古人所消灭，而曾经几乎征服世界的蒙古骑兵，在元朝末年，除了会对百姓耍耍威风，同样也变得文弱不堪，被出身贫寒的明太祖朱元璋消灭。

因此，所谓的孱弱不堪，是相对的，决定崇文还是尚武的，不是某项制度和个人，而是文化不同造成的结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明为主，而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土地为核心，围绕着土地，形成定居的生活，这就和游牧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农耕文明可以达到自给自足，因此人们会在这块土地上，形成村落、集市、城镇等社会结构，同样，有了这种社会结构，人们就会表现出安定、自足的特性。

为什么安定、自足？因为对外界没有过多需求，所处的环境已经满足了生活所需，也就对外界的依赖性降到最低。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侵略性就会减弱，变得所谓的“孱弱”，但这是社会环境发展得必然，并非个人就能左右。

包括辽、金，以及元、清，这些游牧文明进入中原后，与之前的逐水草而居的习性不同，全部在农耕文明的改造下，安定下来，因为靠天吃饭而形成的天然侵略性，也逐渐满足于丰富的物产资源，尚武精神也就逐渐的退化。

不再为去哪吃，吃什么来发愁，任何一个文明都会逐渐变得安定。

因此，尚武精神的缺失，并不是赵匡胤一个人就能改变的，这是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农耕文明高度发达之前，中国人同样也是强悍之极，历史上有多个时期，就曾将把这些游牧文明打的几乎销声匿迹。

总而言之，不管是“以文抑武”的政策也好，还是两宋的后世君主在思路上与宋太祖设计的初衷偏离也罢，亦或是农耕文明发展到必然结果，这些都足以说明，将宋太祖赵匡胤定论为“千古罪人”，是一个片面且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此的浅薄古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样，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进程中必须会出现的结果，两宋的灭亡同样也有相应的道理。

至于赵匡胤被人诟病的如“取代后周”，这些难道不是封建社会王朝交替时期常有的事情吗？汉起于秦，唐起于隋，古代的帝王为了登上皇位，这种操作实在太多了，另外，通过“杯酒释兵权”来瓦解武将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这在历朝历代都存在，至少赵匡胤没有对功臣大肆杀戮，已经相当温和了。

因此，把“千古罪人”把这个大帽子扣给赵匡胤，意欲何为？

总结：

赵匡胤是北宋王朝的建立者，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并且，由他建立的北宋，包括经济、文化、科技、商业等领域都十分发达，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但是两宋的军备孱弱，军事力量无法抵御外族入侵，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将这些罪责全部推给赵匡胤，却是不妥当，一个王朝的灭亡，是有多方面原因形成的，不是一个决策或者一个人就能决定的，两宋灭亡时发生的惨剧也不能全部怪罪于赵匡胤，这种片面看历史的方式，极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