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确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因为即便是有人把这个大帽子扣给他，他也不会从棺材里站起来进行反驳。

把建立“光武中兴”的功绩完全抹灭，把重振大汉王朝，使边境长治久安的伟大帝王说成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这种极其荒唐的说法，不知道源于何时，更不知道，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居心何在？

更始三年（公元25年）三月，刘秀在众将拥戴下，在河北鄗城（今河北邢台柏乡固城店镇）的千秋亭即皇帝位，是为汉世祖光武皇帝，年号建武，国号为汉，自此，东汉政权建立。

光武帝刘秀登基后，先后经过二十余年，将河北、关东、陇右等地方割据势力逐一消灭并在平定战乱后，励精图治，采取“柔道”策略治国，政治上精简机构、优待功臣；经济上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文化上大兴儒学、尊崇气节；，使光武一朝成为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中兴”时代。

刘秀是在中国历史上，同时拥有“中兴之君”和“定鼎之王”两个头衔的皇帝之一，不仅如此，在历史上，能真正做到齐家平天下的，也只有光武帝刘秀一人而已。

这样一个极负盛誉的中兴之主，何罪之有？罪在何处？

将光武帝刘秀说成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这个说法，其实是将“五胡乱华”的锅甩给了刘秀，但这个锅，刘秀背的是在太冤。

“五胡乱华”是发生在西晋时期，由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部落，趁西晋局势动荡，在“八王之乱”后，胡人趁乱反晋，期间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尤其以石勒为主的羯族最为残忍，曾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人。

“五胡乱华”使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大量人口在战乱中被屠杀，迫使汉人士族、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去生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一直到隋文帝杨坚再公元589年灭陈朝，才结束了这场汉民族的一场灾难。

而这个发生在距离刘秀已经有三百年历史“五胡乱华”，却被部分人甩锅，将责任推给光武帝刘秀，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是认为刘秀在建立东汉之后，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造成的。

东汉建立后，国内叛乱势力逐一被平定，但如匈奴、羌、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威胁极大，本着休养生息的原则，光武帝刘秀主张采取“柔道”思想，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采取不同的方法，因地制宜的来管理和相处。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时代，对待少数民族均采取征服的方式，包括在王莽的新朝时期，也才去了大民族主义，但这种方式，均被光武帝刘秀推翻。

并非刘秀不想打，而是在经历了战乱后，东汉初年那是真的一穷二白，单单人口，就减少到西汉末年的三成，从三千多万锐减至一千多万，可以说是“十室九空”。

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有很多，大体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诸多因素，整体来说，时局的动荡让东汉初年人口极度缺乏。

因此，本着休养生息的方针，光武帝刘秀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友好政策，以德治边，并按照汉宣帝之后的惯例，准许匈奴在云中、河套等地居住，才使这些少数民族得以喘息发展。

由于光武帝刘秀采取友好互助的方针政策，极大的缓解了民族矛盾，从而在东汉初年，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汉朝也和少数民族商业往来频繁，当时的商人，足迹最远到达西域和国外。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十六国派遣各国王子，来到中原，愿作为质子来入侍奉献，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9年），匈奴派遣使者入朝，同样请求遣派质子，来重修和好之约，但这些，均被光武帝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拒绝，体现了中土上国的大国风范。

汉武帝刘彻曾经将犯边的匈奴打得闻风丧胆，使其远遁；光武帝刘秀则是采用怀柔政策，提倡互帮互助，将这些少数民族聚拢在大汉周边，在我看来，这二位帝王每人都在各自的时代里做了正确的事情，因此，也均可以名垂青史。

而把光武帝刘秀认定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就是认为由于刘秀的这种怀柔政策，才会造成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因此就有了后世的“五胡乱华”，认为刘秀埋下了祸端的伏笔，是罪魁祸首。

但这种说法是极不成立的，“五胡乱华”发生的时候，已经距离刘秀有三百年之多，期间经历了东汉末年的乱世、三国群雄割据时代，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异族也没有大举入侵。

尤其在三国时代，包括曹操、刘备以及袁绍、公孙瓒等一方霸主，哪一个不是将意图进攻中原的异族压制的死死的，三国群雄随便捎带着，就几乎将几个异族打的灭族。

那是一个神仙打架的时代，匈奴、鲜卑、乌桓、羌等族，在三国大佬面前，连炮灰都算不上，更别提想浑水摸鱼了。

因此，“五胡乱华”与刘秀并无太大关联，你不可能将几百年后发生的事情，怪罪于一个早已故去的帝王身上，这不仅不公平，更不可理喻。

真正引发“五胡乱华”的，是西晋年间发生的“八王之乱”，这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自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年），西晋的皇族开启了一场互殴的自相残杀，并将整个中原卷入战争，使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三百年的动乱。

西晋王朝的司马家族，是三国时期司马懿的后代，但却没有司马懿的文韬武略，个顶个的都是酒囊饭袋，并且，不仅皇帝不行，大臣们也都贪图享乐，有名的“石崇斗富”就发生在这个时期，皇帝昏庸，臣子贪腐，国家要是能有好儿，那才奇了怪了。

正因为上下均是如此，本该镇守边疆的藩王，为了争夺权力，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互殴。在中原自顾不暇之际，就给了外族留下了极大地生存空间，因此，才有了之后的胡族入侵。

因此，将“五胡乱华”的责任推给刘秀是极不公平的，刘秀曾经允许匈奴在河套地区生存确实没错，但整个东汉一朝，匈奴人并没有做出什么出阁举动，即便是在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匈奴人依旧在河套地区老老实实的待着，并未趁机入侵，所以，这个锅，别说刘秀背不上，就连曹操也背不上。

如果非要说刘秀有责任的话，大概是他在位期间，对于士族豪强的相对宽容这一点，有一定的责任了。

刘秀出身于士族，并且他的称帝，其中依靠的最大力量，也是士族豪强，因此，在他登基之后，并没有对这个群体提起屠刀，不像汉武帝时代，不惜的将豪族迁徙至茂陵和充实边防。

汉武帝之所以对豪族下手，是因为他深知豪族的力量是历代王朝的一颗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将整个王朝覆灭，但刘秀不同，他对于豪族，有一定的依赖性。

豪族横行最大的弊端就是对于土地的兼并，东汉时期的豪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甚至达到了凶残的地步，大量的土地被这些豪族侵吞，以至于形成了一股又一股足以影响国家的势力。

包括司马家族，就是依靠豪族的支持，才得以夺取曹魏政权，但这些豪族在走向腐朽后，也就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混乱，西晋的衰败就源于此。

因此，如果非要给刘秀安个什么“罪名”的话，那就是对于豪族的宽容这一项而已，但若是把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这个大帽子强加给刘秀，实在是说不过去。

小结：

光武帝刘秀作为中兴汉室的伟大帝王，他的历史地位并不会因部分别有用心之人的抹黑而动摇，刘秀建立东汉，以及休养生息的政策，是万千黎民百姓结束了朝不保夕的日子，转而走向和平，单凭这一点，就是莫大的功绩，因此，胡乱的加罪于他，是一种极不负责任，并且用心险恶的恶意抹黑和中伤，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应该从客观公正的角度进行评价，而不是被一些言论所左右，总而被蒙蔽心智，人云亦云。

为什么有人说光武帝刘秀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耗尽国力，天下分崩，内迁的五胡擒西晋两帝(怀帝，愍帝)，陷长安，洛阳。中原士族南迁，史称永嘉之乱。五胡在北方建立十余个政权，同南方汉人政权对立，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才重新统一全国，结束近三百年乱世。如果，把五胡乱华的祸端，加在二百多年前的光武帝身上，是非常可笑的。

刘秀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皇帝，军事能力远在汉高祖刘邦之上。他出身布衣，崛起于乱世，三十岁便登基称帝，重建大汉王朝，史称东汉，刘秀即光武帝。

东汉建立时，人口只剩下一千多万，二十多年后才恢复到二千多万，真正是地广人稀。刘秀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统一全国后，立刻时行休养生息政策，实行三十税一，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抑制豪强，整顿吏治，东汉经济逐步恢复，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初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在边境地区生活，民族矛盾比较严重。刘秀一改汉武帝和王莽时期的大民族主义政策，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以"柔道"为指导思想，主张因地制宜，对少数民族用友好，友善，自治，互助政策，主张以德治边，这是汉初严俊国内形式决定的。

东汉初期，人少国弱，没有实力对外发动战争，只有用怀柔政策才能维护边境的长治久安。光武帝允许少数民族进入长城内定居，以后几代皇帝，仍对少数民族友好政策，而且给东汉政权带来巨大好处。

公元73年和公元91年，东汉政权两次率南匈奴和鲜卑，乌桓联军讨伐北匈奴，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南匈奴和鲜卑成为维护边境稳定的重要力量，刘秀制定的民族政策非常成功。

西晋建立初期，国内形式同东汉初期差不多，人口只有二百四十多万户，一千六百多万人，同样面临人口严重不足问题。

当时，西晋民族问题也非常严重，匈奴，鲜卑，羯，氐，羌内迁。关中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三分之二，对长安呈包围之势。

姜聪比较有长远眼光，他上书《平戎策》，主张把内迁的少数民族全部迁到长城以外，以免夜长梦多。

晋武帝司马炎没有采纳这个政策，一个是国内严重缺少人口，一个是强令少数民族外迁，将引起骚乱，既使把这些人强行趋赶到长城以外，边境地区忖永无宁日。

事实上，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出色的帝王，文治武功兼备，继祖叔父之基业，统一天下，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天下大治。

晋王朝很快走上富强道路，人口激增。五胡乱华的罪魁祸手是皇后贾南凤和八王之乱，导至天下分崩，五胡趁机在北方掀起建国热潮。

公元304年，巴氐人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建立前赵政权。此后百余年间，少数民族在北方建立十余政权。

在南方的汉佚政权先后数次北伐(祖逖，桓温，刘裕)都没有成功。直到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才重新统一全国。

五胡乱华时期同光武帝时代已有二百多年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国情。光武帝不可能为二百多年以后的事情背黑锅。

在古代，游牧民族生存条件困难，总是骚扰边境，成为汉民族的恶梦。但是，中原王朝强大时，少数民族根本没有机会入主中原。

东汉末期，军阀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可以吊打乌桓，曹操拥半壁江山把匈奴分成五部，派刺史治理，甚至可以灭了乌桓，因为此时中原王朝军力比较强。

西晋王朝灭亡，是统治者治国无术，由内乱引发外患，究由自取。

为什么有人说光武帝刘秀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作为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秀无论是文韬武略，还是个人品质，都是万中无一的。

年少时候的“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到后来的坐上了皇帝宝座，娶得了阴丽华，并把阴丽华当做了自己的皇后。

从刘秀的一生来看，刘秀绝对是大汉王朝的传奇人物。昔日王莽乱权，刘秀此时不过还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凭借着自己的文韬武略，以及，位面之子的地位，刘秀大败王莽主力，以数千兵力击败了王莽数十万大军。

刘秀登基以后，也并未垂涎美色，不务正业，而是进一步发展国力，刘秀以后数位皇帝，继承了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多次讨伐匈奴，为大汉王朝续了百年的命。

数起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几个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或是隋文帝等，若是论文治武功，刘秀不输这些人，甚至在某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即使是这样刘秀，在后世的某些人看来依旧不够完美，甚至认为正是刘秀为中原大地带来了灭顶之灾。

三分天下，终究合一，晋朝横空出世，晋朝未久，便爆发了一场五胡乱华，五胡从何而来？五胡的来源正是数百年前的刘秀，刘秀为了控制匈奴，联合了南匈奴，共同抵御北匈奴，南北匈奴本就势如水火，势不两立，汉光武帝刘秀联合了南匈奴，多次利用南匈奴击败被匈奴，为中原大地带来了难得的和平。

然而，为了更好的控制南匈奴，刘秀将南匈奴一部分迁往了中原内地，后来这一部分被分割成了五个部分，这也是五胡的来历。

南匈奴背靠东汉王朝，多次打败北匈奴，于两者而言，均是有利无害。

的确如此，刘秀建国之初，国家真的足够富强吗？非也，建国之初，国力必定疲软，就像是西汉王朝建国之初，刘邦甚至被匈奴围困，被迫缴纳岁贡，俯首称臣。此时的东汉王朝，虽然强大，但若是想要跟汉武帝时期一般北击匈奴，其中难度不言而喻。

收复匈奴本就是好事，一直到三国时期，曹操统一北方，仍旧将匈奴各部牢牢地抓在手中，然而，到了晋朝，匈奴五部却又翻了天，难道这是汉光武帝刘秀的过错吗？怪也只能怪晋朝的昏庸腐朽。

一个王朝的破财，引起了国家的灾难，如果刘秀没有将南匈奴迁入内地，难道匈奴就能老老实实的不趁人之危？晋朝的软弱不应该由刘秀来背锅。

为什么有人说光武帝刘秀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汉高祖刘邦的九世玄孙刘秀从小是个农民，一心只想种地，要不是大哥刘縯撺掇着起义，恐怕刘秀将会幸福地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当时王莽太过激进，非要搞井田制（全国土地重新分配），触动了各地豪族的利益，恐怕根本没有刘秀建立东汉的可能。

历史总是有一些神奇的巧合，刘秀跟着哥哥揭竿而起，凭借几千人的兵力在昆阳大破王寻40万大军，自此一战成名。他哥哥刘縯立刘姓宗室刘玄为更始帝，攻克长安杀死王莽后，刘玄开始觉得刘縯功高震主，直接设计杀了刘縯。

此时刘秀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投降，或者造反！刘玄把刘縯杀了，刘秀在军中也有威望，显然投降被整死的概率不低，于是刘秀选择了后者，没想到只用了3年时间，公元36年，刘秀竟然击灭赤眉，扫平关东，得陇望蜀，统一天下，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是为光武帝。

有人说，刘秀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因为他姑息养奸，允许南匈奴迁入中原，导致二百多年后胡人发动“五胡乱华”，几乎将中原汉人赶尽杀绝，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刘秀当时所处的环境。

刘秀所处的内忧外患

游牧民族一直像一块狗皮膏药，除不掉还心烦，不管中原王朝如何强盛，一直无法根除，打跑一批又来一批，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轮番上阵，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汉宣帝时，中原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我国领土，此后王莽篡位，撤销了西域都护府，匈奴人重新霸占了这片土地，人民自此陷入水深火热。

刘秀称帝后，人口只剩下一千万，而经济更是千疮百孔，人民饭都已经吃不上了，这时，西域各国派出使臣和太子来到京城拜见刘秀，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们西域十分需要汉王朝的庇护，我们愿意将太子压在这里，请给我们设立都护府吧，西域各国将悉数归附。

很多人觉得这是东汉再次收复西域的绝佳时机，可刘秀却拒绝了!

匈奴因为汉朝的长期征伐，分裂成为了南北匈奴，从呼韩邪时代就向西汉称臣，共同针对北匈奴的郅支势力；到了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派遣使者入朝，希望刘秀能派兵驻守，与北匈奴打仗，争取消灭对方。

刘秀说了一句话“治国以德，祸患不外乎外，时机不成熟，要与民休养生息，准许南匈奴在云中、河套一带居住”。

也就是让匈奴内迁进行保护，避免打仗，尽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有了经济和人口的双重保障后，匈奴自然会臣服。

当时大汉内忧外患严重，内部政权不稳，外部匪寇骚扰严重，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财政极度紧张，如果刘秀设立西域都护府，东汉经济将直接被拖垮，更何况西域都护府并不是挂一个驻外办公室牌子就行了，一则要源源不断派遣官员去当地进行治理，二则要抽调军队维护当地的和平稳定，三则每年都要给地方“岁钱”，西域位置偏远，一来一回就得个把月，有个什么事儿山高皇帝远，朝廷根本鞭长莫及。

考虑到这些因素，刘秀拒绝也在情理之中。

所谓的历史罪人说法源于五胡乱华时胡人对汉人的屠杀

那么五胡乱华为何会被安在刘秀的脑袋上呢？正是因为刘秀同意胡人南迁，没有对其赶尽杀绝。别说刘秀去打击匈奴，就是敢打，最终的胜负结果还未可知，更何况当时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战争打得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南匈奴在中原人口快速增长，达到了几十万的规模，在此之后，曹操也进行了内迁，又来了十几万，不光曹操，蒋琬、郭淮、姜维、邓艾都干过内迁的工作，史书上都有明确记载。

到司马昭时，史书记载更加夸张“是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狂狡贪悍，世为寇雠者，皆感义怀惠，款塞内附，或委命纳贡，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希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海隅幽裔，无思不服；虽西旅远贡，越裳九译，义无以逾。”

好家伙，一共来了870万人，所以中原地区有大量胡人居住是不争的事实，按照数量来看，甚至能占全国将近一半人口，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数据。

其实，在刘秀东汉到西晋的二百多年间，胡人已经融入了中原地区，羌、氐、賨人实现了高度汉化，十六国时期这几个民族的君主苻坚、姚苌、吕光、李雄、杨定从名字上完全感觉不出和汉人有区别，羌人已经学会了农耕，氐人擅长织布，賨人甚至连本族的语言都忘记了。

塞外的鲜卑人实现了统一，成为拥有百万人的大型部落。鲜卑人学习汉人的军制、战术，又得到了汉人冶铁、锻造武器和铠甲的技术，还发展出了世袭制。此时的鲜卑已经是中原王朝的劲敌，司马炎时期爆发的秃发部和慕容部的叛乱就令满朝文武头疼不已。

真正令胡人入侵的原因并不是刘秀让其内迁，而是司马家族的内斗太过激烈，八王之乱打了16年，直接消灭部队超过50万人，这种情况下，边境士兵都抽调参加战斗去了，谁去管有没有人入侵。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中原地区打成了一锅粥，人民死伤无数，怨声载道，这不正好是胡人收复失地的绝好机会吗？大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只能怪统治者奢侈享受太过，士族势力过强，每个人都想当皇帝，最终的结果就是谁都当不上。

刘秀做法对后世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刘秀当时的做法并没有问题，只有避战才能发展经济，人生生活才能上一个档次，但有一点需要指出，就是上面提到的士族势力过强。

刘秀虽然只是个没落的贵族，但终归也是皇孙，王莽一刀切的做法惹怒的就是士族阶级，所以当刘秀上台之后，他不光对外族采取“怀柔”政策，对士族同样如此。当时的士族邓禹、吴汉功劳特别大，刘秀力排众议给了他们一人四个县的封地。不仅如此，他还让这些功臣自己选地儿，选中立马封赏，这些士族激动地两泪纵横。

司马炎能上台同样得力于士族们的支持，但司马炎没有刘秀的儒生气质，他内心十分不信任士族，知道这些人是一群三六不靠的主，于是在他临终前，安排了两位辅政大臣，一位是外戚杨骏，另一位是宗室司马亮，没有一个来自士族官僚。

不过此举并没有起到什么好效果，司马炎老丈人杨骏和司马炎儿媳妇贾南风斗了起来，贾南风引入宗室力量企图夺权，而宗室又借助胡人势力开展军事打击，笑到最后的居然是趁虚而入的胡人。

虽然最后胜利的是胡人，但却并不能将刘秀没有削弱士族力量与胡人入侵联系到一起，毕竟政权统治不稳，更应该是统治者自身的原因。

实际上，刘秀上台后将儒生和官吏结合到了一起，让官吏有了儒家思想，让儒生有了社会实践，将儒生变成真正的官僚。在当时，想要做官主要是通过察举制度，就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通过察举当上官的人里，儒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刘秀建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个人才，必须先让他做一个小官，让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确定他能够胜任了，再向中央推荐，这样就避免了空谈误国。

此外，他还重用酷吏，比如北海有个官员叫董宣，抓了一个士族杀人犯公孙丹，将其父子都杀了，随后公孙家三十多人拿着武器跑到衙门前面鸣冤，董宣就把这三十多人抓起来全部杀掉了。董宣上司觉得他太过分了，将董宣抓起来判了死刑，结果刘秀知道后赶紧刀下留人，直接给董宣提了官，成为洛阳令，由此看出刘秀对于士族犯法也并不姑息。

结语：

总之，刘秀虽然有些做法对后世有影响，但远没有到“中华民族罪人”的程度，他执政时期积蓄力量，保障民生，后来的五胡乱华主要是司马家族自己作出来的，如果强加到刘秀的头上，显然过于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