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凖即是寇准，又称之为“寇老西儿“，这个北宋年间有名的清官名相，却晚景凄凉，不仅客死异乡，就连魂归故里都成了一种奢望。

寇准，字平仲，是北宋年间不得不提的一个历史人物，寇准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策划并操纵了澶州之战和澶渊之盟，在其主持下，开启了宋辽之间长达百年的和平，但也正因为此功绩，也造就了寇准极为凄惨的结局。

天圣元年 （公元1023年），寇准病逝于雷州，而在其病逝之前，曾接连遭到排挤，从宰相一职，一路被宋真宗贬至雷州参军，在贫困交加中，寇准客死异乡，但在其病逝后，其妻子宋氏因无钱将寇准魂归故里，只得葬其于洛阳巩县。

从默默无闻到一朝被赏识，寇准在三十二岁时完成了其人生中华丽的转变，并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换来了北宋百余年的和平，但此等功绩，却遭到了小人妒忌。

所为成也耿直，败也耿直，寇准之所以被猜忌，与其本身执拗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自我保护，更不知道学会圆滑，即便是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地位，但还是被君王所疏远，但其本身的才华和功绩，这是任何人都抹除不了的。

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寇准这个北宋名相，正是因为其本身刚正不阿的性格，才落此结局，而在其病逝雷州的十年后，宋仁宗才为其平反，虽说来的迟了些，但终归是让寇准得到了应得的荣誉，只不过，此时的寇准，已经化为黄土。

寇准的官场起伏，与宋真宗赵恒有莫大的关系。

早在赵恒还是襄王时，寇准就为其成为皇储，立下过莫大的功劳，当时的宋太宗赵光义尚且在位，而寇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盐铁判官，虽说有才华不假，但并未被赵光义过多重视。

直到有一次，寇准在大殿上奏事，因其忠言逆耳，以至于赵光义十分不高兴，起身就要拂袖而去，而寇准则一把抓住赵光义的袖子，非得说完才行，正是因为这件事，才使得宋太宗对寇准刮目相看。

在宋太宗晚年，迟迟不立皇储，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于其得位不正，有心立自己的儿子，但又恐旁人说闲话，而最终在寇准的支持下，赵光义宣布立自己的儿子赵恒为皇太子，此事后，寇准得到了宋太宗的信任和重用。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驾崩，其子赵恒登基，是为宋真宗，而寇准因为拥立有功，被任命为尚书工部侍郎，其实按照宋真宗的意思，本想让寇准直接升任宰相，但因为寇准一直以来的执拗性格，宋真宗也是担心，才暂且安排他做个工部侍郎。

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咸平二年以及咸平六年，一直虎视眈眈的辽国，大败宋军，让北宋朝野上下极为恐慌，并且，辽军大举入侵之势明显，危难之际，寇准被集体举荐并被委以重任，从此开启了他御敌卫国的艰难道路。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20万大军在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的率领下，南下攻打北宋，消息传出，北宋朝廷一片惶恐，大多数人均建议迁都金陵，其中以参知政事王钦若的呼声最高，而正是这个主和派，成为了寇准官场上最大的噩梦。

危急时刻，寇准力排众议，主张宋真宗御驾亲征，并极为有信心的保证此战必定会大获全胜，实际上，寇准的信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北宋的战力尚可，虽说前期遭受了几场失败，但主力部队仍在，随时有与辽军作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寇准深知，当时的前线，并不是不能打胜仗，而是由于被辽军突如其来的攻击打的一时懵掉了而已，如果宋真宗能够御驾亲征，就能很好的鼓舞士兵的士气，到时候大获全胜，就是水到渠成。

而在寇准向宋真宗提议的同时，对于主张提议的王钦若等人，向宋真宗建议应该砍头示众，以正视听，虽说寇准明知道不可能成真，但也是因为这句话，招来了王钦若等人的嫉恨，为其在日后被排挤，埋下了祸根。

最终，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宋真宗终于同意御驾亲征，期间，仍有不少建议迁都的奏折上报，让宋真宗对于亲征愈发的没有信心。

在到达黄河边上时，宋真宗害怕河对岸不远处的辽军，因此坚持不渡河，但在寇准和大将高琼的坚持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感染下，宋真宗最终还是半同意半被胁迫的渡过黄河，来到了澶州城里。

澶州城中的军民，在看到宋真宗的黄龙旗出现在城楼上时，一时间欢声雷动，原本低迷的士气，瞬间信心百倍，个个表示愿意奋勇杀敌，事实上，这些兵士也是这么做的，在随后的激战中，宋军犹如打了兴奋剂一般，将辽军杀得屁滚尿流。

但即便是宋军将士再勇猛，还是架不住宋真宗的一心议和，本着花钱买平安的原则，宋真宗委派议和使节曹利用前往契丹军营谈判，而为了达到目的，宋真宗甚至开出了岁贡一百万两的高价。

对于宋真宗的一心议和，寇准等主战派虽然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在曹利用前去谈判之前，寇准就对其提出，如果岁贡超过三十万两，那么就会严惩曹利用。

与此同时，由于宋真宗的一心议和，导致朝中的主和派极为嚣张，对寇准等主和派的诽谤和弹劾也愈发增多，最终在主和派的操纵下，宋辽达成协议，北宋向辽国纳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并且，在主和派的攻击下，寇准被冠以“拥兵自重”的罪名，并在“澶渊之盟”之后不久，被怀恨在心的王钦若持续攻击，在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寇凖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澶渊之盟”为北宋换来了上百年的边境和平，但这个和平，是建立在北宋官兵在寇准的带领下，一刀一枪打出来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奋不顾身，才使得辽国不敢轻视北宋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但最大的功臣寇准却在此事之后，遭到了君王的冷淡以及被贬，实在是令人不胜唏嘘。

而在寇准被贬后，其悲剧的人生并没有因此终止，因为，一个与王钦若同流合污的人出现了，也正是这个人，再加上王钦若，影响了寇准的后半生。

整个人叫做丁谓，曾经想将寇准拉如伙，但被寇准训斥后，便对其怀恨在心。

在“澶渊之盟”后，北宋度过了一段和平的岁月，这种和平，让宋真宗有些飘飘然，因此到了其晚年，就十分的昏庸，而王钦若和丁谓二人，趁机在宋真宗面前极尽谄媚之言，使宋真宗对二人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此时的寇准，还在河南、陕西等地当地方官，虽说不在朝堂，但其影响力依旧很高，而丁谓看中了这一点，便想方设法的假意邀请寇准入朝，想重新拜其为相而让其所用。

寇准的本意，是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的，但架不住学生以及好友的劝说，最终同意返回京城，又一次的成为了宰相，不过，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回京。

回京后的寇准，还是没改他那执拗的性格，对于不平之事依旧仗义执言，而当时的宋真宗，已经是病入膏肓，寇准与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便向宋真宗上奏，建议让太子监国，得到了宋真宗的批准。

但本应十分顺利的事情，被一个叫做周怀政的太监坏掉了，也直接导致了寇准再次被贬。

周怀政素来就和丁谓有仇，并且这个太监还是一个胆大包天之人，他纠集一伙人，企图将丁谓斩杀，让寇准重新辅佐朝政，并拥立皇太子即位，但还没等计划实施，消息就被泄露，丁谓得知后，先人一步将周怀政诛杀，平息了这场所谓的“政变”。

而寇准则是无辜的“躺枪”，被丁谓诬告为密谋造反，老糊涂的宋真宗大怒，虽说没有直接斩杀寇准，但直接将其逐出京城。

这次被贬，寇准再也没能回到京城，而当了宰相的丁谓，借助权势，将寇准一贬再贬，最终将其贬到雷州当了一个小小的参军，在其赶赴雷州上任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是当地的官员和百姓素闻寇准的名声，纷纷慷慨解囊，才让寇准有了栖身之地。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寇准在贫病交加中，于雷州的任上忧病而逝，死后，其妻子乞请上奏让寇准魂归故里，但由于朝廷所拨的经费少的可怜，在棺椁运到半途中时，不得不葬在洛阳巩县。

小结：

寇准的一生，用锋芒毕露来形容最为合适不过，也正是他这种性格，让他在北宋年间脱颖而出，成为了据敌于千里之外的一代名相，但其爱憎分明的性格，也让别有用心的人有了攻击他的机会，所谓成也耿直，败也耿直，说的就是寇准，但有一点，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年那个在澶州城上，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寇准，是让后人世世代代敬仰的大英雄。

北宋名相寇凖，下场有多凄惨？

简单来说，晚年被贬，客死异乡，就连归葬故乡都要等上十年。

寇凖即寇准，字平仲，北宋名相，他的一生，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直。不论对谁，他都是直来直去的，包括皇帝。

小学课本上有一首寇准写的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这一年，寇准只有八岁，但却养成了唯我独尊型人格，并保持了一生。

上面这首诗足以证明寇准的神童特质，再加上他出身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自然不会出现伤仲永这样的悲剧，而是一路绿灯，20岁便考上进士。

寇准考中进士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这一年的进士非常牛掰，出了很多大人物，被称之为“龙虎榜”。

苏易简榜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其为参预及两禁以上者又数人，时亦号龙虎榜。——龚鼎臣《东原录》

这些人中，寇准是最为年轻的几个，本来年少有为，算是优势吧？可宋太宗偏偏喜欢年长的，认为他们持重，年轻人则太浮躁，年龄反而成了寇准的劣势。

有人劝寇准虚报年龄，寇准正色表示：“准方进取，可欺君邪”（我刚进门，怎么能欺君呢？）

这番话除了表现寇准的正直以外，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自矜。寇准后来在自己的诗集里面就着重表现了这一点，他19岁前的诗作统统都标注了年龄，比如《寓居有怀》这首诗题目下的注是“时年十四岁”，19岁之后的就没有，简直是在坐等读者夸奖。

这个动作表现出了寇准爆表的自信，他相信以自己的智商，年幼成佳作，弱冠即登科，可以秒掉世上大部分人。他对于此是非常得意的，巴不得让人知道呢，又怎会故意隐瞒。

或许是宋太祖感受到了寇准的自信，选中寇准任大理评事，二十出头的寇准就此踏入仕途。

年轻人朝气蓬勃，自然胸怀大志，加上寇准也确实有才华，他的追求肯定是非常高远的，有多高呢？皇帝做不了，那就退而求其次，当宰相吧。普通宰相又太普通了，那就当个左右皇帝的宰相吧。

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范仲淹

檀渊之役，的确是寇准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刻，他让宋真宗往东，宋真宗就得无奈往东，不管哄着骗着乃至要挟着都不是事，只要皇帝听话就好。看着比较反动，结果却是好评（大忠）。

其实别说宋真宗这根软葱，就是他老爹宋太宗，对寇准也是又爱又恨的。

在经过九年打拼后，寇准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摁皇帝。

一次奏事过程中，寇准进谏，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听了不爽，想走，寇准一看小样儿，踏步上前就抓住宋太宗的衣角，把他拉回来坐下，听自己把话讲完。更重要的是，宋太宗不怒反喜，夸赞寇准是自己的魏征。

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寇准传》

夸赞归夸赞，毛了也是会搞人的。寇准很快被升入枢密院，但他跟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于当着皇帝的面大吵，宋太宗很生气，两方全部贬斥。

不过没多久宋太宗就觉得灭了寇准感觉不对，又把他叫回来了。在寇准的建议下，宋太宗立赵桓为太子，也就是日后宋真宗。

从立储这点来说，寇准是坚定站在宋真宗这边的，宋真宗继位后，也有心拜寇准为相。谁承想，拜相没多久，寇准就“绑架”了宋真宗到澶州前线。

寇准在檀渊之役的表现可谓挽救北宋社稷于倾覆之中，要是任由宋真宗迁都，宋朝的未来可就是未知数了。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寇准无数次强暴了皇帝的意志，但这个功勋还是永留史册，让他有了大忠之名。

可在大名之后，还有寇准自身的不足，他太过自信，或者说自负了。

通过对皇帝的气场碾压，寇准越发坚信“老子天下第一”，就连皇帝也得听他的，更别说那些大臣了，这也使得他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再加上他心直口快，一张嘴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包括朝臣、后宫乃至皇帝在内，对他都颇为不喜，在这种情况下，寇准被贬，只是时间问题了。

寇准有一个宰相应有的胆识和气魄，却缺少一个宰相应有的气度和雅量，他狭隘而且偏激，讨厌的人他往死里踩，喜欢的人就各种提携。要命的是，寇准看人的眼光非常不准，他所亲善的都属于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其中对寇准打压最狠的，就是丁谓了。

丁谓有才，却缺少一个伯乐，寇准就充当了这个伯乐，一手把丁谓栽培起来，然后被这头千里马给踢死了。

寇准看不准人，有人看得准，那就是被尊称为“圣相”的李沆，他当宰相时，寇准曾向他力荐丁谓。李沆没听寇准的，寇准追问原因，李沆认为丁谓不是久居人下之人，并笑着对寇准说：“以后后悔的时候，你会想起我的话的。”

寇准与丁谓善，屡以谓才荐于沆，不用。准问之，沆曰："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准曰："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准后为谓所倾，始伏沆言。——《宋史·李沆传》

寇准器重丁谓，丁谓开始也很敬重寇准，但他的性格就是善于逢迎。为了迎合宋真宗签订檀渊之盟（宋朝在军事优势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失落感，丁谓和王钦若一起大搞祥瑞，劝宋真宗天书封禅什么的，每一次都是劳民伤财。

生性刚直的寇准对这种行为非常看不惯，还借此调侃丁谓。因为丁谓给宋真宗上报祥瑞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仙鹤，寇准把他当成了一个梗，一次在官衙看到一群乌鸦飞过，寇准大笑道：“幸亏丁谓不在，不然就是一群玄鹤飞过了。”从此，丁谓就多了一个“美称”——鹤相。

丁谓资历浅，他知道在相位上待不久，就以退为进，推荐寇准为相，他当参政。在一次宴会中，寇准的胡子上沾了点饭菜，丁谓见了，连忙上前帮寇准清理，寇准笑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这就是须拍马之溜须。

好心献殷勤却反被呛了一顿，丁副相瞬间黑化，开始为扳倒寇准做不懈的努力。

在政治诬陷这方面，丁谓是远胜寇准的，而且还懂得斩草除根。在把寇准和另一个宰相李迪排挤出朝廷后，丁谓还派使者给两个人各送了一把剑，让两位自行联系历史，效仿伍子胥、白起等先贤（自杀）。

李迪看到剑后，当场就崩溃了，真打算自杀，被儿子和门客们拦了下来。至于寇准，表现完全不同。

“中使承谓指，以锦囊贮剑揭於马前，示将有所诛戮状。至道州，准方与客宴，客多州吏也，起逆中使，中使避不见，问其所以来之故，不答。众惶恐不知所为，准神色自若，使人谓之曰：‘朝廷若赐准死，愿见敕书。’中使不得已，乃受以敕。准即从录事参军借绿衫着之，短才至膝，拜敕於庭，升阶复宴，至暮乃罢。”——《续资治通鉴长编》

寇准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一看没有赐死的圣旨，自然不会自杀，在这个铁骨铮铮的宰相面前，皇帝的暗示全然无用。

寇准被贬的地点是雷州，也就是今天广东湛江的雷州市，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虽然在今天这里算得上风光怡人，但在宋朝，这里还是开发程度很低的蛮荒之地，寇准到任后连个住房都没有。

苦日子还是有些乐子的，很快寇准在雷州迎来了死对头丁谓，他被贬到了崖州（在今海南），比雷州更南更荒凉，而前往崖州必须经过雷州。寇准没去见丁谓，但给他送了一只蒸羊，丁谓感动不已，请求跟寇准见一面，却被寇准拒绝了。

不仅自己不跟丁谓见面，寇准还不准家仆跟丁谓见面，当时他的家仆商量着把丁谓揍一顿，寇准不许，把大门关了，算是为丁谓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总的来说，寇准晚年的凄惨在于居所简陋、环境恶劣、没什么钱，尤其在跟寇准被贬前的奢华生活相比，落差更大。

寇准出身高门，20岁就中了进士，大半辈子都在当宰相、枢密使、节度使这种大官，再算上宋朝的超高俸禄，他就没缺过钱，他也非常乐意显摆自己的财力，生活过得非常奢侈，这方面，同时代许多诗人有作品描写，史书也有记载。

结果晚年悲剧了，被贬雷州，俸禄少得可怜，死后连料理后事的钱都不够。寇准于天圣元年 （1023年）九月病逝后，妻子宋氏带着灵柩返回故里，运到洛阳的时候没钱了，只好就地葬在洛阳。直到十年后的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宋仁宗下令将寇准灵柩归葬华州下邽（在今陕西）。

北宋名相寇凖，下场有多凄惨？

寇凖即寇准，作为北宋一代名相，檀渊之盟的主导者，晚年下场其实相当的凄凉。不但被贬边疆，客死他乡，最后就连尸骨都等了十年以后，才得以落叶归根，归葬家乡。

一代名相，晚年为何会如此凄惨呢？这事就得从头说起了。

寇准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爹当年就是五代十国时后晋的状元，家学渊博。有这样一个学霸老爹，寇准自然也不会差，十九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

此时已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寇准被录取之后，先后历任巴东知县、成安知县、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等职位。从这个升职过程来看，寇准的仕途其实还是比较顺利的。

不过，真正让寇准名扬天下，走到大宋中心舞台的，则是他入仕九年之后所做的一件事。

抓皇帝！

端拱二年，二十八岁的寇准，已经进入职场九年了。这一年，寇准因为公务的原因，入殿奏事。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官员，已经有资格进入皇宫，直接面见皇帝本人上奏，这足以说明，寇准早期的仕途到底有多顺。不过，在这次上奏的过程中，寇准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

此时宋朝已经是宋太宗赵光义在位，入殿奏事的寇准，直言不讳，大胆进谏。当时寇准也不知道说了啥，反正就是把赵光义给气得够呛，气得他当场拂袖而去。但就在这时，寇准竟然快步上前，拉住了赵光义的衣角，非得让赵光义听完。

得亏是在宋朝，这要是换做其他某些朝代，估计寇准当场就得被戴上一顶‘以下犯上，意图行刺’的大帽子了。不过寇准运气还不错，遇上了宋朝又遇上了赵光义。宋朝向来有不杀士大夫的传统，赵光义这个人在历史上评价比较复杂，但对于大臣也还算开明。所以在寇准如此大胆之后，赵光义也没有怪罪，甚至事后还评价‘我得寇准如唐太宗得魏征’。

这一下，寇准彻底出名了。

两年之后，寇准升任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正式进入宋朝决策管理层。这一年，寇准31岁。

寇准遇上了赵光义这样的皇帝，对他本人来说，既是一件幸事，也是最大的不幸。幸运之处在于，赵光义在历史上评价不高，打仗基本上是败多胜少。但同时，赵光义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在治理国家、对待大臣方面，都算是做得比较好的。正是因为赵光义本人对大臣们的容忍度比较高，寇准才能青云直上，真正发挥自己的价值。

至于不幸之处，后面再说。

进入枢密院后，寇准成了赵光义手底下最得力的大臣。虽然经常会被寇准的直言气炸，但是不得不说，寇准的工作能力确实是真的很强，所以赵光义也能容得下寇准，甚至还对他多加青睐。

当然，寇准也不是没毛病。

比如说，特别爱吵架。

在枢密院工作期间，寇准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知院张逊不合，经常吵架。宋朝的枢密院，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国防部，所以寇准等于是天天在和国防部部长吵架。两个人在自己单位吵架也就算了，还经常闹到赵光义面前，搞得赵光义不胜其烦。最后赵光义干脆大笔一挥，各打五十大板，将两人全都贬黜出京。

不过，要说各大五十大板，好像也不太对。因为仅仅一年之后，赵光义就将寇准给召了回来，原因是此时的赵光义，用寇准已经习惯了，已经渐渐离不开寇准了。

回京之后，寇准被拜为参知政事，这个官职，可以理解成是宋朝不设宰相时候的宰相。没有宰相之名，但是和其他几人一起分摊宰相的工作。

这一年，寇准才刚刚34岁。

从19岁入朝为官，到34岁升任参知政事，寇准的仕途，实在是顺得不能再顺了。

当上参知政事之后，参与立储一事，更是寇准为官的一个巅峰。大家都知道，北宋是个比较奇葩的朝代，北宋的开国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死得比较突然，而且死得相对较早。甚至有很多人猜测，赵匡胤其实就是被他弟弟赵光义给弄死的。所以临死之前，也没确定由谁来继位。

赵匡胤去世后，可供选择的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弟弟的赵光义，另一个是赵匡胤的次子赵德昭。正常来说，老子去世之后，自然是要传给儿子的。但问题是，北宋承接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时期，经常会发生那种老子死了传位给幼子，但是幼子没能力掌控江山，于是就被手下篡权的事情。

就连赵匡胤自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来的皇位。

所以在赵匡胤死后，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让赵光义这个弟弟上位比较好。因为赵光义好歹是跟着赵匡胤一起开国的人，治理天下的经验也比较丰富。让赵光义即位，可以保证宋朝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同时赵光义在上位之前，就已经答应，自己登基之后，会将大哥赵匡胤的儿子立为太子。

问题是，已经到手的皇位，谁愿意再交出去呢？

对于赵光义来说，肯定是更愿意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又怕舆论对自己不利。就在赵光义进退两难的时候，寇准说了一句话，替赵光义解决了这个难题。

寇准说：立众望所归的那个。

这话感觉像是没说一样，但其实内有玄机。所谓众望所归，这众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大臣们，另一种是赵光义自己。寇准当时已经相当于是宰相，他说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可以代表文官集团的。所以寇准的意思就是，我支持你，你愿意立谁就立谁。

如果只考虑自己的意愿，那赵光义当然愿意立自己的儿子了。

得到寇准的支持后，第二天，赵光义便立自己的儿子赵恒为太子，也就是后来那位宋真宗。

因为在立储一事上，和赵光义站在了同一条战线，寇准也越发得到赵光义的青睐。赵光义到底崇信寇准到什么地步？举个例子。当时有人进贡给一份犀牛角，这东西在宋朝那会儿还是比较珍贵的。赵光义把这份犀牛角做成了两条腰带，一份自用，另外一份就给了寇准。

犀牛角腰带，这在历史上可是有特殊含义的。尤其是赵光义用的这种通天犀腰带，更是尊贵至极。赵光义愿意把这玩意儿和寇准分享，对寇准的宠信由此可见一斑了。

一个还算英明的皇帝，崇信一个正直无私的大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显然是一件幸事。对于寇准自己来说，亦是天大的幸运。

但同时，也是寇准最大的不幸。

不幸之处在于，赵光义给寇准的胆子，养得太大了。

当年刚刚入殿奏事，就敢拉皇帝的衣角；如今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胆子自然更大了。

公元997年，赵光义死了，赵恒即位。

赵恒上位之后，依然重用寇准，对寇准多有倚重。在历史上，赵恒只能算是的比较一般的皇帝。相比他爹赵光义，又差了许多。偏偏寇准并没察觉到这其中的变化，所以接下来，寇准依然按照当初的行事风格，做了一件让整个天下都震惊的事情。

挟持皇帝。

这件事要说起来，其实相当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当时辽国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了黄河边，威逼宋朝京城汴梁。面对辽国的进犯，宋朝高层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寇准为首的主战派，另一种是以王钦若为首的主和派。

最终，以寇准为首的主战派，获得了胜利。确定要正面打仗之后，寇准除了正常的募兵、布局操作之外，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坚持让宋真宗赵恒亲征，而且是渡过黄河，到黄河北岸去和辽军直接正面作战。

刚刚即位的赵恒，不愿亲征，但是面对寇准的胁迫，最终不得不听从了寇准的建议。因为此时的寇准，已经是朝堂上所有文官的领袖，就连赵恒这个皇帝，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听从他的安排。

矛盾自此埋下。

这场战斗的结果，就是赵恒最终过了河，表达了自己敢于死战的决心。宋军见到皇帝都来了，自然也愿意更加英勇的作战。辽国那边，见到这仗确实不好打，加上宋朝之前开出的停战条件确实很诱人，于是就放弃了强攻，选择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最终，双方重新签订了和平协议，辽军退去，宋朝答应给钱。因为当时双方在檀州，所以史称‘檀渊之盟’。

提到檀渊之盟，后世很多人都会称赞寇准的大无畏，认为赵恒胆小怕事。很多人觉得，当时宋朝就应该趁势北伐，扩大战果，收复燕云十六州，甚至一口气直接灭了辽国才好。反倒是赵恒这个人，胆小怕事，明明打赢了，还要给人家钱让人家退兵，实在是让人不齿。

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

如果当时打输了怎么办呢？

要知道，当时赵恒可是过河亲征辽国，一旦宋军打输了，宋朝的皇帝会被直接俘虏，宋朝的北方精锐会全部被吃掉。一旦打输，最好的结果也是退避南方，提前开始南宋那样割据江南的历史。如果坏一点的话，宋朝说不定就直接亡了。

几百年后，也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当时北方的瓦剌人南下骚扰，朝里有个太监劝皇帝亲征，结果最后，二十万精锐大军尽丧，都城北京被围，国家差点亡国。

几百年后的那次，名叫土木堡之变。

不管怎么说，寇准是打赢了。虽然没能一举收复北方的失地，但确实击退了辽国。一时之间，寇准名声更盛，为天下所称道。但同时，在皇帝赵恒心中，也彻底埋下了对寇准的猜疑。

今天辽国南下，你就能带着满朝文武，挟持我不得不过黄河亲征。如果他日你想造反，朕还能否守得住这片江山呢？你坚持让朕过河，到底是为了守住这片江山，还是为了你个人的清誉，拿朕这个皇帝做筹码，来一场豪赌呢？

猜疑的种子一旦被种下，迟早会生根发芽。

除了皇帝的那点小心思之外，寇准的这番操作，也招来了主和派的仇视。主和派认为，寇准实在太过胆大妄为，挟持皇帝，罪无可赦。

公元1006年，在檀渊之盟缔结一年多以后，寇准被免去了宰相之职，派去陕州做知州。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寇准一直在外做官。而留在朝中的王钦若等人，则渐渐掌握大权。因为比较擅长阿谀奉承，颇受宋真宗的喜爱。

如果只是单纯被外放，从此不再回京，寇准晚年倒也不会太过凄惨。毕竟是做了多年宰相的人，在朝中根深蒂固，想要彻底斗倒寇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公元1019年，寇准却再次返回京城，担任丞相。

之所以再次回到朝中，原因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因为当时掌权的王钦若和丁谓，声望和资历都不够，想要晋升宰辅，根本不够格。所以必须得先把寇准给请回来，借助寇准的名声，为自己办事。奈何寇准回京以后，根本不吃他们那一套，不愿与其同流合污。

而此时的朝堂，也与当年寇准离开之前，截然不同了。

当年新上位的宋真宗，此时因为有风湿病的原因，将朝政大权交给了皇后刘氏来处理。刘皇后是个武则天似的人物，对于权力十分的渴望。王钦若和丁谓等人，都是支持刘皇后掌权的人；而寇准回京之后，则是支持太子掌权。

这一下，寇准彻底卷入一场无法脱身的漩涡了。

就在双方你来我往，争斗了好几个回合，谁都奈何不了谁的关键时刻。一个戏剧性的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当时有个太监，名叫周怀政，和丁谓他们这群人有私怨。但是，这个人也不算什么好人，不是寇准那一派的。周怀政决定，发动政变，尊宋真宗赵恒为太上皇，令寇准为相，太子登基。结果还没来得及政变，这事就败露了。

事情败露之后，掌权的丁谓自然不会放过周怀政，但同时，也没忘了事先毫不知情的寇准。丁谓诬陷寇准，说寇准也想谋反，后来虽然查无实据，但既然周怀政打算令寇准为相，寇准自然也脱不了关系。

就这样，寇准被贬出京城，流放边疆做官。

作为胜利者的丁谓，在当上宰相之后，自然不会忘了打击报复，对寇准一贬再贬。最后，寇准被贬到了雷州。据说寇准在雷州的时候，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后来还是当地的百姓，听说寇准的遭遇后，主动给寇准盖了个房子。

公元1023年，寇准病逝于雷州任上，终年63岁。死后，妻子宋氏请求归葬故里，结果因为手中银钱有限，运到途中就没钱了，只能就地安葬于洛阳巩县。直到十年之后，宋仁宗才为寇准平反昭雪，将其归葬家乡。

寇准的一生，可以说是‘少年得意、中年艰难、晚年落魄’。而其落魄的原因，除了要归咎于后期皇帝不明，奸佞当道之外，也要归咎于寇准的性格。

寇准这个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下一个典型的完人。就是因为太过追求完美，性格刚烈，所以注定不会结党营私，不会为了自己考虑什么退路。这样的人，当然很令人尊敬，令人佩服。但只要在位的皇帝，稍微昏庸一点，就很容易会被那些奸佞斗倒。

以寇准的为官经历，只要稍微为自己考虑一些，懂得自己保护自己，那些奸臣根本就不可能斗得过他。

但要真是这样的话，寇准也就不再是寇准，不再是那个被后世千百年尊敬的偶像了。

北宋名相寇凖，下场有多凄惨？

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确实是，同样的性格即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寇准就是一个铁证。

寇准出身名门，先祖世代为官，功勋卓越，其父在五代后晋朝受封国公，去世后被追赠太师、尚书令，可谓是位极人臣。寇准在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入仕为官。寇准出身显赫，也就养成了奢靡，豪爽的性格。奢靡，毕竟不是一个什么优秀的品质，也就成了被人攻击的把柄。

寇准性格刚直，勇于直谏，曾于殿中奏事时，气的太宗要拂袖而去。结果，被寇准拽住衣角，重新给拖回了宝座之上，听他把话讲完。由此，太宗非常欣赏寇准，大赞：“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寇准也由此开始得到了太宗的重用。

太宗去世后，真宗赵恒继位，寇准很快升任宰相。1004年冬天，辽军南侵，包围了瀛洲地区。宋朝廷内部立刻分为了两派，以王钦若为首的主逃派，以及以寇准为首的主战派。真宗听从了寇准的意见，御驾亲征，亲自前往澶州（河南濮阳）督战，在澶州城下宋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寇准的声誉与名望也从此达到了巅峰。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再加上澶渊之盟后，寇准颇受真宗厚待，不免有些飘飘然，显出了骄矜之态，天天摆酒设宴，“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这就让主张逃跑的王钦若愤恨至极，乘机挑拨离间，中伤寇准。寇准就被真宗给降了职，贬出了京城。

真宗希望重用寇准，但是非常担心寇准的刚直，以及心胸狭窄，甚至是偏见。真宗曾数次说“准性刚褊”、“准刚忿如昔”，屡次贬黜寇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凡是被寇准所厌恶的人，那是一定会被百般刁难的，这才导致了寇准的结局非常惨。

我们熟知一个成语，叫做“溜须拍马”，其中的“溜须”就出自寇准。虽然溜须拍马之人，多数为人厌恶，但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面人”么，没必要当众羞辱，树立敌人。况且，有些逢迎之人，也是无奈之举，不一定就是奸佞小人，做不出贡献。通常情况下，都是逢场作戏，嘻嘻哈哈过去就好了。但是，寇准却不这样。

王钦若排挤了寇准之后，和丁谓一起把持了朝政。丁谓觉得自己资历较浅，就想拉寇准入伙，借寇准的资历、威望，帮他掌控朝廷。在丁谓的劝说下，真宗重新启用寇准，并将寇准任命为了宰相。

其实，当时寇准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称病不去，二是既然去了，那就借力打力，借丁谓之力，先除掉那些朝堂中和丁谓对立的佞臣赃官，然后再找机会除掉丁谓就是了。原本丁谓可以作为盟友，寇准甚至可以适当笼络丁谓，加以约束，可是寇准偏偏不。

寇准喜欢饮宴做乐，丁谓就投寇准所好，经常请寇准大吃大喝。有一次，寇准的胡须上沾了一些菜汤，旁边的丁谓见状，马上起身为寇准擦须。这就是“溜须”的来历。如果常人受到如此待遇，肯定会客气一下，结果呢，寇准却嘲笑丁谓：“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这个羞辱就大了，宴会上都是朝廷重臣呀，丁谓恼羞成怒，从此与寇准结仇。

丁谓很快借助寇准与皇帝、皇后，以及朝臣之间的矛盾，排挤寇准。寇准从此连续被贬，从京城到安州，再到雷州，一路向南，越走离京城越远。据说，寇准被贬出京时，仅有一位大臣为他送行，寇准的凄凉可见一斑了。

丁谓后来也因罪被贬出京，徙往崖州。丁谓路过雷州时，寇准派人送了一头蒸羊给丁谓。丁谓想见寇准，被寇准拒绝。寇准最后在穷困忧愤中病死于雷州贬所，其妻宋氏上书仁宗，希望归葬故里，仁宗准。但是因为费用有限，而寇准又未留下分文，棺木运到中途，钱就用尽了，只能暂时寄埋洛阳。直到十年后，仁宗为寇准昭雪，寇准才得以归葬家乡。

寇准的刚直成就了寇准的功绩，最终也将寇准送入了万劫不复的深远，客死他乡。不过呢，能够名垂青史，也算值了。

北宋名相寇凖，下场有多凄惨？

中国封建历史上有个奇特的规律：那些在政权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能臣，大多没什么好下场，比如北宋的寇准、明朝的于谦。

以寇准为例，当辽国挟连胜之威大举压上、宋朝主降派鼓动南迁之际，他力排众议、说服宋真宗御驾亲征，以顽强的斗志、正确的战术扭转了局面，为其后的百年安定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寇准，北宋变成南宋的一幕，也需要提早百年上演。

然而这样的国之栋梁，随后却被一贬再贬，最终凄凉的死在蛮荒之地。好在这是关照文官的宋朝，换作其它朝代，寇准也许早就人头落地了。

那么，寇准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跟于谦一样纯属被人迫害吗？并不是，有句恶俗但无比贴切的名言可以解释寇准此番遭遇的原因：性格决定命运。

“北宋没血性”，这话不完全正确，在初期，为了改变王朝的天生战略劣势，赵氏皇帝多次尝试夺回幽云十六州，只可惜力有不逮。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后，急于完成一统中原的大业，未经休整就立即转兵攻辽，试图攻敌不备、一举夺下地位关键的幽州（即辽国的南京）。

宋军初期进展顺利，多个敌方守将投降；但随后辽景宗派精骑反击，宋军三面受敌、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乘驴车狼狈逃窜。

此战标志着长期以来宋军高歌猛进的势头被终结。但宋朝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公元982年，辽景宗驾崩，宋太宗计划趁着辽圣宗年幼、局面不稳的机会，再次对幽州发起冲击，但不曾想却败给了一个女人：辽国萧太后带着圣宗亲自督战，在岐沟关（河北省涿州）大败宋军，随后更是发动全线反击，败潘美、擒杨业，夺下了蔚州、寰州等地。

此役北宋血亏，不仅未能夺下寸地，反而丢地、花钱、又输人，损兵折将不说，五代十国以来中原军队的气势也就此一落千丈，北方边境的战争主动权彻底交给了契丹人。

自此之后，宋军精锐尽失、士气低落，北宋朝廷恐辽情绪严重，辽国则趁机持续随转守为攻。

公元986年，辽军南下，耶律休哥进攻瀛州，宋军在君子馆大败、死伤数万；接下来的三年里，辽军乘胜高歌猛进，不仅拿下深州、祁州、涿州、祁州，甚至逐渐深入到青、淄、齐、潍等十多个州。契丹骑兵所过之处，北宋百姓被杀、财富被掠、房屋被毁，北方地区苦不堪言。

到了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更是带着辽圣宗御驾亲征，他们率兵20万，这架势显然是试图彻底击垮宋朝、问鼎中原。

但此时北宋朝廷主政的是名相寇准。与后世两宋宰相偏文弱的风格不同，他显得有些“非主流”：不仅具备较高军事素质，而且胆色、战略眼光都极为优秀。面对前些年辽国在战场上的高歌猛进，寇准敏锐的判断出，对方的野心一定会被刺激，从而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早就探得先机，请求“练师命将，简骁锐据要害以备之”，各方面做好了戒备工作。

因此，当辽国大举进攻时，与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的情形不同，对此早有准备的寇准显得镇定自若，边境的告急文书一天五封，他却“饮笑自如”，宛如定海神针。

果不其然，初期多头并进的辽国大军，并没达成预想中“摧枯拉朽、所到即破”的战果，反而在进攻威虏军、顺安军、北平寨、定州、瀛州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但随后他们在打下祁州后合兵一处，集结力量全力南攻，顺利杀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对这一中原重镇实施三面包围。

而当“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的消息传到开封时，北宋朝野“中外震骇”，那些投降派们纷纷进言，要么主张像当初的司马氏那样南迁金陵，要么建议学习李隆基西幸巴蜀；众说纷纭，宋真宗也迷惑不定、犹豫不决，最后只好请教寇准。

寇准早已对当前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敌人大军远道而来，不可能一直保持强势；而宋军虽形势不利，但面对大敌斗志顽强，若“坚守以老其师”，胜算颇高；相反，如果朝廷仓皇南逃，朝野则将人心崩溃，敌人乘势深入，大宋半壁江山不保。

最终，宋真宗被的决心被调动，率领朝中文武御驾北上。不过在抵近澶渊时，众人惧怕契丹的强盛气势，主张隔着黄河给宋军鼓劲，宋真宗本人也几乎掉了链子。但在寇准、高琼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渡河，并且登上澶州北城门楼督战。

眼见皇帝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契丹人则猝不及防：“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北宋一方倾斜。

随后，寇准获得了前线军事指挥权，他“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宋军愈战愈勇，没多久射死了辽军大将萧挞览，辽军士气遭受重挫，失去亲人的萧太后等人则痛哭不已、“辍朝五日”。

没多久，进退维谷、前后受敌的契丹人主动求和；虽然寇准希望扩大战果，进而胁迫辽国退还幽州，但宋真宗本人急于求和，双方达成了“澶渊之盟”，从此进入了长达约百年的和平时期。

寇准在这次军事危机中的作用，与明代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颇有几分相似。两者都是在形势危急、投降言论尘嚣其上的环境下，力排众议主张强硬对敌，最终扭转了局面。

但和于谦不同的是，澶渊之战还未结束，寇准已经招来了统治者的怀疑。

宋真宗之所以在占净优势的情况下急于和辽国议和，所谓的厌战只是部分原因，朝廷中盛传寇准要拥兵自重，这才击中了帝王内心中最敏感的点。而面对“准幸兵以自取重”的谣言，寇准也无法坚持，只好顺从了宋真宗的意见，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经过自己的争取，大幅降低了北宋的议和成本。

澶州保卫战，北宋虽没能战胜辽国，但也一举扭转了前期的被动挨打局面。“河北罢兵，准之力也”，寇准作为头号功臣，此时也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期。

但人性中有一项根深蒂固的缺陷：在危难时，我们欢迎、渴求英雄；但危机一过，人们立马会忘记对方的功劳，执着于嫉妒乃至仇视对方的成功与声望。这就是“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背后逻辑。

这也是一些能臣在立下不世功勋后刻意收敛、甚至急流勇退的内在考虑，比如再造大唐的郭子仪。但大部分人最终都在各方的猜忌乃至排挤下难以善终，人性丑恶固然是主要原因，当事者本人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寇准。

寇准性格强硬，原本就看不惯官场的那一套，他平日里就“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即：提拔官员不遵循先来后到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喜好来大刀阔斧提拔后进，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强烈不满。

而在战后，被视为英雄的寇准声望日隆，宋真宗表面上对他也是感恩戴德、越发委以重任；但寇准并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他甚至颇为得意“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这就让他的政敌抓到了攻击点。

比如王钦若就以“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为由，将这一战略成功描绘成耻辱；而寇准将其视为个人的功绩，等于是以牺牲皇帝、朝廷的尊严为代价孤注一掷，替自己脸上贴金。于是宋真宗“顾准浸衰”，下一年就免掉了寇准的相位，降职为刑部尚书。此时这些人也许完全忘了，当初如果没有寇准，契丹人不可能低头和谈；更何况，澶渊之盟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坚持下达成的。

除了功劳被人嫉妒外，局势稳定下来后，寇准的性格缺陷也逐渐暴露，无形中让那些身怀不忿的同僚找到了攻击点。比如他疾恶如仇，对寻常人而言这也许是个优点，但在关系错综复杂、利益纠葛不清的官场中，这种性格不仅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会培植更多的敌人。

加上他气量狭小、过分专权、争强好胜，逐渐沦为了众矢之的。比如，他曾因与张逊互相弹劾以致罢官邓州；他曾在被罢相后官复原职，但其后因无谓的小事得罪了丁谓，陷入了对方处心积虑的阴谋中，最终再度被贬、逐出京城。

宋真宗本人其实也长期不肯任命寇准为相，理由是“患其刚直难独任”。客观而言，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宰辅之职至关重要，个人能否办事是一方面，能否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才更关键。寇准确实有才，但他的性格并不适合担任宰相，甚至待在朝廷中枢也极为困难。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后来丁谓大权在握，对寇准丁一贬再贬。曾经力挽狂澜、解决大宋的功臣就这样难得善终。这本质上是封建政治特性的悲剧，固然有政敌、小人排挤的原因，也有宋真宗本人的考虑，毕竟皇权向来忌惮相权，更何况这位皇帝天性犹豫多疑。而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寇准本人的性格缺陷，更是将自己推向了不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