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差玩命跑，且一路顺畅的话，大约需要五天。

在现代，如果想往全国某个地方发送一个文件的话，基本上都能做到转瞬即达，这得益于强大的网络和各种先进的通讯工具。

但在古代，这些却是无法想象的，古代传递个文件，哪怕是皇帝的圣旨，都需要以天为单位。

而广州在封建社会时期，称得上是偏远地区，如果往这里发一道圣旨，依照古代的速度，又会需要几天呢？

答案是最快也需要五天左右。

古代传递圣旨以及其他文书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驿站。

所谓驿站，是古代传递朝廷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军事情报等公文的重要场所，有了驿站的存在，就能让那些传递公文的人可以在途中食宿，换马，说的简单点，就是一个中转站。

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驿站，最早建于秦朝，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全国后，用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全国各地的交通网络，以首都咸阳为中心，建设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全国性驰道，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熟知的”秦直道“。

在建设道路的同时，秦始皇还将通信方式进行了统一，规定传送文书必须按照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前进，采用人力接力的方式，一站一站传送下去，这种方式，秦始皇将其命名为“邮”。

自此，“邮”就成为了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一直沿用到今日。

当然，在秦朝时，不管是驿站的数量还是规模，整体还是比较落后的，并且功能也相对简单一些，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力的强盛，驿站也就越发完备起来。

比如在唐朝，随着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贞观盛世”来临，驿站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据《大唐六典》记载，唐朝时全国的驿站数量，巅峰期曾高达1639 个，并且，除了传统的陆驿之外，当时还开拓了近三百个水驿，水陆交织，将全国的疆土基本上都笼罩在内。

驿站数量多，自然从事该行业的人也多，据记载，唐朝时驿站相关从业人员，最高峰时曾达到两万余人，这个规模，已经与国军时期全国的邮政人员数量几乎相当，足以可见，唐朝的通信事业是何等的发达。

而那些传递文书的人，在当时被称作驿丁，他们的职责就如同我们现代的邮递员一样，按时按量地将朝廷的各类公文送至全国各地。

星罗棋布的驿站，以及大量的驿丁，使当时全国的各类文书，都能够快速的传达到各地，每天在驿道上，都会看到快马疾驰的驿差，著名诗人柳宗元就曾对此用“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来进行描述。

那么，当时驿差的传达公文的效率又是如何呢？

这就要看公文的等级了，若是普通的文书，一般来说，从中央发布之日起，在两个月内，就会送到全国各州各县，比如唐玄宗时期，有个诗人名叫元结，在他上任道州刺史后，短短五十天里，就收到了朝廷各衙门派发的文书近两百余封。

道州在如今的湖南道县，距离长安约有2700里的路程，也就是1350公里左右，按照元结在50天里接到200封文书来推算，平均每天他就要接到四封，由此测出，基本上他在5天左右，就会接到一封朝廷下发的文书。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当时驿站送文书的速度，大约在每天500里左右。

每天500里，换算过来就是每天前进250公里，这个速度在现代不算什么，但在古代全凭人力和马力的情况下，已经是极快的了。

要知道，不管是人还是马，都会有个极限，在全速奔跑一段时间后，也需要进行休息，这和我们如今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道理一样。

但人与马休息，公文却不能耽搁，怎么办呢？那就接力，前文也见过，秦朝时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用接力的方式把公文一站一站传下去，只有这样，才会传递过程不中断。

而根据部分史料记载，唐朝时一般每20里到30里，官道上就会设置一个驿站，驿差也会在这里进行休息、换马等操作，通过不断换马，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换人，保证公文及时的送达到目的地去。

而这只是普通公文的传递速度，若是遇到紧急公文，如皇帝的圣旨，那速度就会更快。

八百里加急

我们在很多古代题材的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里，经常会看到“八百里加急”这样的字眼，这其实就是古代在传递紧急情报时所能达到的极限速度。

当然，若是想达到这个速度，也是需要有先决条件的。

首先就是马匹，古代的驿站中，会备有不同的马匹，传递普通公文自然用的是普通的马匹，但若是传递紧急公文，就会用特有的御马。

这种马以耐力强，奔跑速度快为显著特点，平日里精心喂养，一旦有了紧急公文，那么它们就会派上用场，据记载，唐朝时的御马，每天能够达到600里以上，最快的能够跑至800里。

像唐玄宗时期，范阳的安禄山造反，当时唐玄宗身在长安，两地相距三千多里，仅六天唐玄宗就接到了消息，由此推算，当时驿差的速度，也就是日行600里左右。

但跑这么快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通常来说，只要遇到了“八百里加急”这样的紧急任务，基本上都是跑死马的结果，包括送公文的驿差，由于任务紧急，吃喝都在马上，因此身体就会大受损耗，导致劳累过度造成死亡。

所以，如果不是那种边关告急、聚众造反的紧急事件，一般是不会动用“八百里加急”的。

而唐玄宗命人将数千里之外的荔枝送至长安，只为博杨贵妃一笑，这背后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几匹御马和几个驿差脱力而死，难怪他会被人骂作昏君。

另外就是道路顺畅，路上若是出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道路损毁，那么肯定会影响到驿差前进的速度。

同时，还要考虑沿途的治安，如果是军事情报，难免会被有心之人盯上，采用暗中埋伏的方式将情报截获，因此，如果是涉及到战况的紧急情报，一般都会采取多路传递的“疑兵之策”，以防万一。

至于在途中会不会遇到强盗，这一点在古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古代劫路的强盗，很少有人会对公文下手，毕竟大多数强盗求得是财，他们也知道如果动了这些重要情报，会招来官府的无情剿杀，实在是犯不上为此搭上性命。

按照这个速度，把皇帝的圣旨送往广州又需要几天呢？

往广州送圣旨需要几天？这首先要看是在哪个朝代，朝代的不同，决定了首都位置的不同，因此，用的天数也就会不同。

还是以唐朝为例，唐朝的首府在长安，即如今的西安，这里距离广州，大约在1700公里左右，也就是3400里，按照加急公文每天不低于600里的速度，正常大致需要6天左右。

而如果以宋朝为例，首府在开封的话，距离广州1500公里，大致需要4天左右。

至于元明清时期，首府在北京，则距离2200公里上下，换算过来的时间就需要8天左右。

当然，这只是说的理论数值，毕竟路上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天气好坏，再比如道路是否通畅，同时，某些地方可能骑马还过不去，需要换成水驿，如此一来，时间上就可能拉长。

不过，古代的朝廷对于驿差送达公文也是有相关考核的，比如唐朝时，规定了如果文书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晚到一天的话，就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可处徒罪二年。

而如果是耽误了那些重要的公文和情报，比如紧急军事文书的，则罪加三等，而因为延误情报导致战事失败的，就更惨了，因此掉脑袋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比如在唐朝时，就有个官员，因为在发公文时，本需要发往两处，结果一时疏忽，只发了一处，就因此被革职拿问，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说，在古代，不仅驿差十分辛苦，那些负责转发公文的官员，同样也是战战兢兢。

但这规定虽说严厉，却避免了驿差不会无故拉长送公文的时限和公文下达的准确性，同时也保证了其效率性，为了减少情报和公文传递的错误，这样做也是必须的。

而通过唐玄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结合当时他命人采摘荔枝的地方（潘州，即广东茂名），再加上荔枝的保鲜期，大致可以算出，当时仅用了5天，杨贵妃就吃到了新鲜的荔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长安发往广东一封圣旨，如果不考虑人和马的死活，可着劲跑，并一路顺畅的话，最快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

综上所述，在古代皇帝的圣旨送往广州，具体要几天能送达这需要看具体的情况，不仅要考虑到朝代的不同，同时还要考虑到圣旨的紧急程度，因为首府位置的不同和紧急程度不同都会影响到送达的时间，但若是以“八百里急报”这种级别来推算的话，基本上在五天左右就能送达。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在这个网络信息漫天飞的时代，我们传递文件那只是瞬间的事。

举例来说，就是我们中央当天下发到各地方的文件都是即发即到的，加密电传电脑传递分分钟的事儿，那我们古代皇帝下达的圣旨从北京到广州需要多长时间呢？

提到这里脑海里会想到“驿站”这两个字，是的，我国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得是“驿站”，这驿站是全世界最早的信息传递的组织。

在我国古代，一般会每隔 20 里的地方就会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驿员则立马按照每天 300 里的速度来进行传递。

要是紧急情况，传送速度可以达到每天 400 里、600 里、最快达到 800 里。

而要达到800里，则是要分别由40匹品种优良的马，还有体质健康的驿员以接力式长跑的方式，每隔 20 里来完成，古代的一里比现今的500米要短一点点，这也相当于每一匹马每一段都要跑9000多米。

所以人们常常用“八百里加急”的来形容。

从以上的描述，那么在从如今的北京传递一道圣旨到广州，若是走路那么要用三个多的时间，若水路坐船也要二十日的时间，若是骑马要用十几日的时间，如果是十万火急的快马速送日夜就要四天的时间。

（信使）

如果按照唐代的会更快，因为唐代的一尺相当于是现在的 0.303米，则一里路就是454.2米，然而现在从北京到广州一就是2117800米，如果五百公里为500000米，那么算下来时间大概只需要四天就可以到了目的地，如果能再快一点，那么每天走它800公里的话，只需要两天半多三天不到就能把消息送到了，所以说古代办事效率也是挺高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就相当的大。

最后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国家的文件传递： 在汉代的时候，按照制度，由中央向地方下达的诏书。

　　如图这样一级一级的下发文件，需要传递。

可那时候没有网络电脑、高铁，他们传递公文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分别有步递、车递、马递、船递、最后就是信鸽。

然车递、马递是每三十里左右会设有一个驿站。跟据考证，陆路传递公文的速度，慢的是每日行一百六十里，如果加急的可到数百里。

　　汉代的公文系统的完整性客观上基本上为后世王朝奠定了模式，在到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一直是如此。

据《大唐六典》里曾经有过记载，在最唐盛的时期就已经设有1639 多个驿站，且专门用来从事驿务的人员就高达共二万多人。

最出名的就是如唐玄宗，竟荒唐的为了让杨玉环吃到最新鲜的荔枝，讨得她欢心，利用驿丞给自己宠爱的女人运来荔枝。

诗人杜牧专门作了这首诗来抨击玄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玄宗和杨贵妃）

到了明代，皇帝为了使政令通达，就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联络“通讯”系统，而这个系统则是由三部分组成：驿传（信使）、急递（现在的邮政）和递运（运输）。

围绕北京这个地方，这个庞大的网络系统下共有1936个驿站，驿道总长143700里（合84200公里），每隔60或80里就设一个驿站。

然后传递快信就用急递，每到10里就设一个急递铺，送信的骑马就从前一个急递铺转到下一个急递铺，骑行速度是300里/h，简单的说就是两个急递铺之间用时为45分钟。

（明驿站系统）

其实在现在看来中国古代驿站、宣传亭，相对于其他古老帝国，确实是高科技的。

但是随着后来时代在不段的变化，我们的通讯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就是1839年在英国最早出现的电报线路和架设在大西方的铁路。 　　

歪眼小史工作室

文：小土豆

古时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州需要几天？

送圣旨的往死里跑的情况下，最短六天可以把圣旨送到广州。

要知道，古代皇帝圣旨作为最高“命令”，一般都是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的。再用简单点的话说，传一次圣旨到远的地方，死几匹马或者死几个士兵、传信使那可是很正常的。

广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王朝的首都之地，传圣旨是难度颇高的地方，仅次于西南的贵州。

古代的没有什么发达的机械交通工具，那些马车并不是最快的交通工具，而单独一马一人，这才是最神速的组合。为了掌控天下，且保证完整的“信息渠道”，古代对于“信使”而言，其实他们每天都在开启“马拉松”的命运，不止是送信的驿站的那些马，死亡率偏高，就连在马上奔波的信使，都有可能劳累过度，造成各种意外死亡。

古代中原王朝的首都往往都是定都在北方，其中长安（西安）、幽州（北京）、开封等都是热门城市。宋代以前，以陕甘一带为主，南宋时，以江南为主，宋代以后，以华北平原的幽州为主。

这里就涉及了不同朝代，传信到广州的时间长短不同，还有跨过的地形不同，旅途艰难程度也是不一样。

定都陕西，圣旨到广州最难

我国封建王朝中，秦代是为最早的朝代，也是最早定都陕西的王朝。

陕甘地区在周代、商代以前，一直被认为是诸夏民族的发源地。而周代时，天子都城在陕西、河南交替，而始皇帝还是选择了陕西。

陕西西安距离广州的直线距离将近1600公里，也就是3200里，但要是从陕西过来广州，绝不是奔着直线冲锋就行的。

陕西位于二级阶梯，通俗一点地讲，南部的秦岭刚好又是南北分界线，从陕西南下，要爬山。不想爬山就得绕路，但绕路还不如爬山。古代的山崖绝不像现代一样有着大量的机械去开发维修，那可是真的“难于上青天”，什么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到了古代都要大打折扣。

对此，我们借用“荔枝”视线来看从陕西到广州的行程难度。

在汉代，《后汉书》有记载：

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

这是汉和帝时期的记载，由此可见，为了送荔枝跑死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死了继续再找人跑，牟足力气跑。

而再著名一些。就是到了唐代“妃子笑”。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其实当年给杨贵妃送荔枝，运的就是高力士老家凉州（茂名高州）的荔枝，这与广州的地理位置最为相似，也相近。

而对于妃子笑的记载是：

杨贵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其味未变，已至于京师。

没有变味，这意味着，并没有超出荔枝5天以内的保质期。而唐代，关于跑驿站的制度是一天必须“六站”，一个驿站相距十五公里。但，送荔枝和圣旨是一个级别，属于跑死人和马都不能停那种，所以大概估计，当年实属跑出了一天五百公里，也就是1000里的水平，只有如此才能快速到达长安。

唐代驿站制度相对完善了，所以唐代牟足了劲，从首都跑到广州大概四天，汉代因为驿站的补给差距，最长也不会超过六天。唐代与汉代的交通力量相比，只是制度和资源占优，在交通工具上是差不多的。

而之后的时代也是如此。

定都北京、河南，南下有大平原冲刺

河南，作为与陕甘并列的诸夏民族富庶之地。

定都开封、洛阳的王朝不少，正统的与不正统的都极其繁多，地方的财富和文化丰厚。

而北京，在公元十世纪后才逐渐成为中原主角。

但无论是定都河南，还是北京。这两地都有大优势，那就是有着大平原以及密集的城市群用于补给，这对信使本身来讲，是有着极大的铺垫作用的。

就宋代河南而言，从开封拿着圣旨南下，直奔岭南地区，这一路距离并不长，但也在3000余里，但其胜在资源优势上。因为宋代马少，要是想着跑死马送圣旨那也不现实，所以宋代的信使和马稍微有点优待。

大平原地形使交通更加舒适，不再颠簸得厉害。

到了后期，定都北京。北京一样有大平原：华北平原。

当年契丹人南下、金人南下，靠的就是华北平原这个巨大的滑滑板，一路冲刺到河南，威胁北宋。所以定都北京，如元朝、明朝、清朝，当年圣旨南下是要比宋代更要累一些的，毕竟又长了一些路途。

而南宋时期，还有明朝永乐帝以前，定都的都是在南方。

一个是在临安（杭州），一个是在南京。

其实在南方城市南下，相对而言会轻松很多。无论是临安还是南京，南宋时以及明代时，都已经有了强大的经济水平，信使南下广州的渠道非常完善，八百里加急可以做到真的完美无缺。

因为河网密布，补充水资源很方便。最重要的是，这一路过去，贸易商路发达，在路上找到备用马匹难度并不高，这对于千年前从汉首都跑下来苦哈哈的信使来讲，那可真的是幸福得太多了。

而到了清代，本质上的交通工具并没有改变，交通效率也只是相对增长，并没有跨时代的进步。就清廷面对着拿着火器都还是信仰八旗的观念来说，依旧没有脱离出“跑死马”的思想观念。

当然，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太强的能力，能够建造从北京到广州的铁路。

所以在外国人对于清代的送圣旨的记载中，长达十一天、十五天的送圣旨记录都可以看得到。

古代圣旨传送速度公式：基建+马种+行政要求

其实，古代送圣旨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

也不是从古到今这个时间尺度逐渐上升的。

例如清代，国外人记载的史料中就有从北京到广州传圣旨花了半个月的情况，这相比当年唐代安史之乱，六天从范阳跑到长安的速度比，那更是要慢得太多了。

所以，传送圣旨的速度，也有一套紧密的逻辑公式。

首先是基建，所谓基建，便是对于一些艰难险阻地形的道路的开辟和维护，除此之外，最明显的“驿站”的多少也很重要。目前史料记载最完善的《唐六典》，是对开元盛世前后的驿站数量有过详尽的统计。

全天下将近1700个驿站，而每个驿站距离在15公里左右，这其实已经覆盖了绝大多数地区了，所以就唐代而言，基建已经相对完善了。

对于信使的更换以及马匹的更换，都有着完整的维护逻辑。

除此之外，还有马的种类。

人有强弱，马更有快慢。

古代常说千里马，这个千里马并不是虚指，而是真的指能跑上一千里的马，可谓马中帝皇。

当然，千里马自然也是珍贵的，属于战略级通讯资源，不可随便动用。因此，在唐代，所征服的中亚马成为了唐代信使“飙马”的最好选择。

中亚马体型更加小，但是爆发力更强，持续力也更强，所以自唐代以后，对良马的需求也有所提升。当然，后来的时代越来越难获得中亚马。

最后一个因素便是行政要求。

所谓行政要求，其实也和皇帝的“勤政与否”息息相关，皇帝不勤政，圣旨在路上丢了可能都不想管，皇帝勤政，信使自然不敢耽搁。所以，送圣旨的速度，和行政要求强烈有关。

除此之外，还有律法以及政策等因素影响。

综合古今来讲，平均送圣旨到广州的时间在8天左右。

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总不能用现在的互联网速度比。

但话说回来了，如果古代有王朝在广州建都，皇帝就住在广州，那就没这些问题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